法官裁断案件的方法论学说，应是展示尽可能最大接近此终局目标的诸条件。
4.社会制度——能免 于对其存在构成威胁或对其效力之功能造成伤害的行为。规则和思维是他的思维的两大界限
相对于传统，它无疑是一种新、甚至革命的教育方式。与后来阅读何美欢教授讲授的案例教学法的含义、运行有着天壤之别的距离。而且即使找到，更有一个更大的困难需要克服，即他们是否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成就普通法教育，而且即使当以金钱使他们的物质利益得到同等满足时，他们也未必有很大动力从事这项事业，因为他们在法学院之外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让他们不仅仅有充分的物质补充，而且还在精神上也充分惬意，有更多舒适感。然而，我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正接受别人观点的人。李少平：《关于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转引自《法律适用》2011年第10期），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这一制度，或许可以源源不断为中国案例法教育提供活的源泉，进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案例教学法，这或许会开创一个新局面。
谢海霞：《浅论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的运用》，转引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何氏案例教学法，不是一个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而是师生共同努力完成，而且在这个教学团队（如果把教学也比喻为一个需要合作的团队的话）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省力、投机——无论是从何美欢的自述中[64]，还是从案例教学法的运行条件与过程看都如是[65]。此外，还有对西方女性主义法学经典所做的迻译工作[4]。
既然如此，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中妇女地位排名第132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女性主义法学研究。也有学者指出法律关于性别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对立划分的二元结构与性别歧视的社会结构之间是具有同构性的{11}。女性问题重新被提出来并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始于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当然，女性主义法学也经常遭遇这样一个误解，即认为当它指出法律是男性霸权的体现的同时，是否暗示着男性位置应由女性来替代，才是法律的未来。
(美)朱迪斯·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熊湘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见郭慧敏：《社会性别与妇女人权——兼论社会性别的法律分析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7卷第1期)，即阶级分析法忽视了妇女具有双重阶级身份的事实。
近年来，各地也多次召开从法律渠道消除对妇女歧视的会议，如2004年9月贵阳召开的中国-欧盟性别与法律研讨会、2006年11月30日中国法学会召开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第四次全国网络会议、2008年5月17-18日在北京召开的社会性别与法律改革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24-25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性别与法律研究：成果·问题·行动网络年会等。除了经常提及的法律力所不能及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因素，法律本身是否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这就需要在认识论层面对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进行重新评估，比如，法律这样一种崇尚理性判断的规则本身是否存在性别盲点？不少学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仍有不少有失‘不同社会性别平等保护的立法缺口与缺陷……国内刑事司法的过程，实质上、事实上依然是部分弱势性别群体继续遭致被边缘化即不平等的过程{15}。2.在研究基地和社会影响上，已形成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重镇，各地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格局法学思潮的形成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推动。1.在研究的学科类别上，已形成法理学为主导，部门法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我国较早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浪潮做出回应的应是法理学界。
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了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关于20世纪末15年妇女发展蓝图的《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在平等方面确定了三个基本战略的类别，即宪法和法律的步骤、社会参与方面的平等、政治和决策方面的平等。2.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在整个研究体系中还处于较边缘的位置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渐渐具备一套完整的研究模式，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在立法与司法中逐渐得到采纳，在女性权益的法律保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将禁止家庭暴力禁止性骚扰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如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概念引入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以暴制暴的案件审理程序中{16}，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我国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归根结蒂还是在于我国目前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缺乏统一的研究立场，对女性主义缺乏客观全面的理解，对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女性的生存现实也缺乏起码的敏感度。这一误解的产生源于女性主义法学深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女性主义阵营中的激进女性主义又确实存在将两性置于对立状态的倾向。
在研究基地和社会影响上，已形成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重镇，各地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格局。但是，法学认识论层面的研究不足、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边缘化、研究者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立场和研究队伍学科背景单一等问题也掣肘着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女性主义法学自身的不足，如女性主义法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相对主义的无能、本质主义的误区、扼杀女性主体等理论缺陷{12}。社会性别与法学的结合，开启了我国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1]。
自此之后，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研究法律问题成了最普遍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论路径。虽然家庭暴力已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难认定，这种词与物分离的原因，也在于词--法律本身存在问题。妇女的社会地位不仅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同时还与其他因素如种族、伦理等有关，性别压迫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而且这种现象贯穿于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各个阶层中。目前，我国在研究的学科类别上，已形成法理学为主导，部门法共同参与的局面。法理学界的两类研究在帮助学界了解和认识女性主义法学这一西方法学新思潮方面，做了奠基性的贡献。目前我国女性主义法学在法律事实层面的研究，基本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以性别平等为出发点和参照标准，分析我国法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并探索实现性别平等的法律路径。
总体来看，国内目前已形成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重镇，各地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和推动的研究格局。另外，该所还通过授课、召开学术会议、与国外基金会合作的方式，在实现社会性别在我国法律领域的主流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规定各国政府承担义务并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立法，保证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有人权与基本自由，此公约还进一步明确表示，只通过法律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必须确保妇女事实上能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法理学领域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引介性质的，即通过评介或翻译的方式将女性主义法学介绍进来，让国内学人了解和认识这一西方最新的法学思潮。
第三种对国外重要的女性主义法学论著的翻译，可见(澳)玛格丽特·桑顿：《不和谐与不信任》，信春鹰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生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的影响渐渐延伸到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在法学领域，女性主义与批判法学相结合，诞生了女性主义法学（Feminist Jurisprudence）这一重要的法学流派。
正因如此，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剖析法律问题，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历史、文化、社会现象，展现出与以往法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进路，这已成为我国社科领域里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5}。如有学者对性别建构的法律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法律机制通过三种方式建构了性别关系，一是通过外在方式即法律制度中的女性形象，二是通过内在机理即从性别法律规则的内化、性别角色扮演、性别法律意识三个方面，三是通过社会场域即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来构建性别关系{10}。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便是社会性别的概念随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而在中国社会渐渐走向主流化。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消解人{8}，福柯在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提出了人之死。
更有甚者，一面以后现代色彩的社会建构论为分析工具，一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理论正确性[10]。在2002年9月，该所创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机构性别与法律研究所，2005年同样是该所的学者陈明侠和黄列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性别与法律关系的论着式教材《性别与法律研究概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教材上的空白。
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之外，还会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写入了法律，宪法和各部门法的规范条文中都有所体现。
法律具有权力的本质，带有普遍性的法律很可能是压迫性的，社会和法律关系是由大量权力关系组成，并通过活动和实践随时复制这些关系，法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也因此受到质疑。如果国际世界上对保护女性权益，消除对妇女歧视的共同呼声可视为我国女性主义法学产生的国际环境，那么，法学界已有的理论积淀和法律规定与女性实际社会地位之间存在严重落差的社会现实，则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法学产生的国内环境。
围绕社会性别概念进行的法学理论探讨、法律条文修改建议和诉讼程序的完善都凸显了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在我国的重要价值。[8]如陈敏在反家暴立法、薛宁兰在反性骚扰立法，郭慧敏和魏敏在完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方面都作出了积极努力。因此可以说，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法理学为主导、部门法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领域。如对《刑法》中有关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存在的弱势化女性的规定的质疑{13}、对反性骚扰立法中具体细则如定义、证据规则、单位义务和责任的建议{14}、对完善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序机制的相关建议{15}、如何通过劳动法消除性别歧视，解决对女职工特殊保护可能导致就业受阻的困境，等等。
【摘要】女性问题的跨意识形态性、我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性与女性主义法学本身的批判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在我国开启以性别与法律为主旨的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法学除了指出法律的性别倾向所暴露的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中的缺陷，使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长期隐蔽的各种不公、法律与这些不公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是否可以有所作为，还预告了一种更值得期盼的法律的未来，这就是随着性别界限和隔阂的消除，法律也真正成为公平和正义的象征。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需要下，以性别与法律为主旨的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研究开始起步并逐渐发挥影响。关于前者的引介工作，我国法理学界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新的社会思潮作养料，使自身呈现出一个开放的、充满各种可能的状态。但后现代哲学家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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